12月21日，陆慷大使在使馆举行媒体见面会，介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实录如下：
陆慷大使：各位媒体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驻印尼使馆，出席此次媒体见面会。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媒体朋友非常关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借此机会，很高兴向大家简要介绍此次大会最主要的成果及其世界意义。
中共二十大是今年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大会确定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从三个方面向大家简要介绍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
第一，此次大会结合过去五年、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战略谋划，特别是对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发展目标作出了宏观展望，重点部署了今后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此次大会紧紧抓住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同时，与以往的党代会相比，此次大会更加突出了科技人才、依法治国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的工作。当然，大会同样也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部署。
第二，大会阐释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了经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已经作了全面阐述，此次大会更加明确强调这一思想是两个很好的结合，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这一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这一思想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第三，也是此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将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稳定预期。
我也想简要给大家介绍此次中共二十大的世界意义。此次大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鉴于中国自身的体量和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联，大家必然关心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我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二是大家可能关心的一些具体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
我们注意到对此次大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国际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新时代10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而形成的，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意义，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规模将超过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毫无疑问将为世界提供超大规模的市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必将带动世界整体的发展进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高度丰富相协调，将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互鉴；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致力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必将为推动世界绿色转型作出贡献；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是传统大国崛起的翻版，也不是国强必霸的再版。中国式现代化将以包容性态度追求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力量。
此次大会对中国外交工作提出的大政方针和工作主要是6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二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四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五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六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致力于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此外，与对外工作相关的，此次大会进一步提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中共二十大成果非常丰富，我今天只能简要介绍一些主要内容。如果媒体对具体领域感兴趣，中国使馆包括我本人愿意和大家进一步深入交流。
今天的吹风就到此为止。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罗盘报》记者：我是来自《罗盘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在缅甸发生的情况。中国作为东盟的伙伴国，如何看待缅甸问题？中国是否会继续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由于乌克兰的冲突和危机，全世界的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影响，各个国家都在发展本国国内的供应链产业链，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请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看待？
陆慷大使：感谢你的提问。首先在缅甸问题上，中国一向主张缅甸要尽快恢复国内的和平、和解、稳定，以便能够尽快恢复发展。当然缅甸问题有复杂的成因。中方支持东盟在处理缅甸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缅甸也是东盟的一员。在缅甸问题上，中国跟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还是由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选择所确定的。现在确实出现了地缘政治的原因，还有个别国家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人为设限，干扰相关的国际合作，从总体上影响着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不利于全球产业的发展，事实上肯定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习近平主席出席今年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时明确提出，现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包括能源危机也好、粮食安全问题也好，本身并不是生产和需求出了问题，事实上就是供应链出了问题，是因为国际合作受到了干扰。所以解决之道应当是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开放、稳定、可持续的大宗商品市场，大家共同努力来畅通供应链，稳定市场价格。要坚决反对把粮食、能源这些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特别是一些实施单边制裁的国家应当撤销单边制裁，取消对相关科技合作和国际供应链合作的设限。谢谢。
《国际日报》记者：陆慷大使，您好。我是《国际日报》记者。印尼有专家称，未来五年是印尼和中国关系的一个黄金时期，而且是更加紧密。请问大使您如何预测未来五年印尼和中国两国关系的走势？第二个问题，有一些人问中国的签证是否会完全开放，或者有条件开放？第三个问题关于经济，美国在芯片问题上卡住了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还有就是中国的疫情最近发展如何？
陆慷大使：关于中印尼关系的走势，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尼关系现在发展到了历史的最好时期，如果以后能更加向好，我相信这当然是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都共同乐见的。我个人对此也很有信心。从几个方面看，一是从政治方面，两国的高层交往日益频繁，今年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两次面对面会晤。明年是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也为双方继续深化两国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二是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11月在巴厘岛同佐科总统会晤，双方不但发表了新的联合声明，还通过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5年的行动计划，并在将近10个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共识。比如说，印尼公众非常关心的印尼农产品对华出口，包括香蕉对华出口；比如说在数字经济、教育、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药用植物、卫生健康、媒体等领域，两国领导人都已经给我们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指引。这些也为双方下一步的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和印尼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合作大框架下，两国一些重要的旗舰项目进展非常顺利，而且我相信很快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雅万高铁的建设、“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建设、绿色工业园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双方正在共同努力的项目。还有一点很重要，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共同立场，也有合作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在维护各自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并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相信，这样的合作还会进一步深化，也能给两国关系增添更多正能量。中方愿意同印尼方共同努力，继续夯实两国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四轮驱动”的合作新格局，进一步加强合作，取得更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国际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成果。
你的第二个问题关于签证是否完全放开，跟第四个问题疫情形势可能有一定关系。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和对疫情认知的加深，中国的防疫政策也在调整过程中。我知道很多朋友有这个愿望，我希望也相信，随着对疫情防控更加有把握，能够开放的时候，中国一定会及时调整政策，促进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
我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无非是基于对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把握，中国也不例外。疫情暴发之初，我们对病毒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制定应对疫情的公共政策，最大考量就是一定要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大家都看到，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把病毒对人的生命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地降到了最低。在不掌握新冠病毒本质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两年多来，随着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特别是随着病毒的毒性和致死率大大降低，随着我们应对的医疗手段越来越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确保生命至上这一点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减小防疫措施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成本和代价，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你讲到的美国在芯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设限的措施，我刚才已经讲过，个别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在科技领域采取打压措施，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首先就是损人不利己。个别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中采取脱钩断链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目的，一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二是想把暂时掌握的科技优势武器化、工具化，作为强加自己意志于其他国家的工具。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角度来说，这么做都是不道德的。同时我想强调，从长远看，有关国家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做不到的，即便一时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成本、带来一些不便、带来一些不利。大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也有个别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卡中国脖子的时候，但都没能够限制中国发展，包括中国在一些高精尖技术领域取得成就。中国的发展最主要还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且往往在压力下中国人民能够更好地取得发展。谢谢。
《澳洲人报》记者：我是来自《澳洲人报》的记者。我的问题跟中国的防疫政策相关。疫情前，印尼每年都能迎来很多中国游客。那么现在在中国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情况下，明年印尼是否能够期待中国游客来印尼旅游？
陆慷大使：你期待，我也期待。今年我去巴厘岛好几次，见了好几次巴厘省省长，每次他都跟我讲，希望中国游客能尽快回到巴厘岛。旅游是比较愉悦的一种休闲方式，但更重要的，也是促进我们两国之间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的很好桥梁。刚才我回答《国际日报》记者提问的时候已经说了，随着我们对疫情掌控更加有把握，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肯定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大家也看到最近实际上一直在调整中。一旦条件成熟，我们相信中国游客会很快回到印尼，届时也欢迎更多的印尼朋友到中国去旅游、留学、经商。谢谢。
《印度尼西亚日报》记者：我是《印度尼西亚日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两国元首已经两次会晤，每次会晤佐科总统都会称呼习近平主席为“兄长”，请问“兄长”的含义是什么？反映了中印尼怎样的双边关系？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在印尼投资兴业，请问大使阁下对印尼通过的《创造就业综合法》有何反映和看法？谢谢。
陆慷大使：中印尼关系现在发展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这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正如你刚才所说，在两国高层交往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不仅在涉及中国和印尼发展、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等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的观点看法，而且两国领导人确实也保持了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这里面有两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同时更加反映出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关系的紧密性。
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近年来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印尼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按照2021年的统计，已经成为第二大投资来源国。这样的投资合作为两国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一向要求来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合法经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尼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印尼政府在投资领域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肯定是从印尼自身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的；这也应当包括为外来投资提供更加友好、客观、稳定的政策框架，因为这从根本上符合印尼自身利益。作为中国驻印尼大使，我希望印尼政府通过的法律法规能够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客观、友善、有稳定预期的发展环境，这也有利于中印尼合作，有利于两国关系。谢谢。
CNN印尼记者：我是CNN印尼的记者。我了解到有报道称，在中国现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医院堆积了很多死亡病例的尸体，现在确诊病例数字增长也很多，并且中国现在拒绝美国提供的疫苗援助。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陆慷大使：首先，刚才我在介绍中国疫情形势的时候已经说了，中国政府之所以现在能够对防控政策作出调整，是基于不光是中国、还有国际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现在的新冠病毒毒性和致死率已经大为降低。当然对任何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有14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公共政策的调整肯定会经历一个过程。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如果仍有按照过去的标准采取隔离的情况，这样可能会造成不光是你刚才提到的殡葬行业，还有很多行业暂时出现人手紧缺的情况。至于你刚才讲到的情况，所谓在一些殡葬场所尸体堆积来不及火化，首先，要看是不是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死亡激增？我建议媒体朋友们还是要看官方发表的数据。第二，到底是因为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下大大增加造成的，还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大家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暂时还没跟上造成的某些行业人手短缺，我们要细化分析原因。坦率地说，我也注意过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报道，其实有些媒体已经在比较客观地分析出现你所说的情况的原因，但是有些媒体似乎是有选择性地对原因故意含糊其辞。
关于你提到中国是不是不愿意进口其他国家的疫苗，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是积极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各方在抗疫防疫领域在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开展有效合作的。当然，对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利和弊、包括其功效和副作用，实际上包括专家学者和公众是有不同看法的。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可能你也不是专家，我们最好还是听专家的意见。谢谢。
新华社记者：陆慷大使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想就能源和资源合作方面提一个问题。前段时间世贸组织裁定了针对欧盟投诉的印尼禁止出口镍矿原矿，以及必须要求在印尼本国进行镍加工的条款，实际上是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我想问，中方对于跟印尼在镍资源或者是其它资源方面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
陆慷大使：谢谢你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印尼同欧盟等一些西方国家和组织，围绕资源能源方面在世贸组织的诉讼，提出各自的一些看法。关于你提到的世贸组织作出的裁决，印尼政府甚至佐科总统本人都有公开的表态，我相信你也注意到了。佐科总统在表态中强调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印尼应当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一些前殖民主义国家一样，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印尼政府现在致力于推进资源产业的下游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经历来说，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合作，包括资源能源领域的产业合作，有自身的市场规律。相信印尼政府能够考虑到这些市场规律，制定和执行最符合印尼国家利益的政策。
一段时间来，中国一些企业已经比较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印尼镍矿产业下游化和全产业链合作。中国政府对此是持支持态度的。实际上印尼很多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甚至高层领导人都已经公开介绍过有关情况。中国企业的参与大大提升了包括镍矿在内资源产业的附加值，给印尼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的好处不仅体现在产业的下游化和附加值的增加，我自己去过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我看到中国企业在对印尼技术转让、职业培训、扩大就业，以及采取先进技术促进环保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谢谢。
《讯报》记者：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的发言中表示，中方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缓债总额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最大。而西方评论中国却是“中国债务陷阱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缓债总额却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最大，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缓债总额却不如中国。对此，大使先生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
陆慷大使：谢谢你提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独行疾，众行远”。只有大家共同发展了，整个世界才能发展好。所以这次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帮助、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共同发展重要理念，就是包容的共同发展、普惠的共同发展、有韧性的共同发展。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
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很长时间以来，随着中国自身不断发展，我们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我们通过开展合作尽可能实现共同发展。正如你刚才所说，实际上中方官方作出的援助努力，虽然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的，但从比例上来说，一点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官方合作。
至于你刚才提到有些国家炒作所谓的“债务陷阱”，实际上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一些出现债务问题国家具体的债务构成。中国给这些国家的贷款，占这些国家债务比例甚至不到10%。这些国家债务构成里绝大部分是来自私营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但是往往有些国家不愿意去触动这一块，不愿意让这些机构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至于是什么原因不用我多说了。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尤其是来自一些发达国家的包括“债务陷阱”之类的说法。我想说的是，其他国家如果真正愿意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开展合作，来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持欢迎态度，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己不愿意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而对其他国家采取的实实在在的合作行动挑三拣四。坦率地讲，这对很多现在需要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作法也是不道德的。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当这些国家开始发表这样的评论的时候、开始对一些受援的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一点，不要总以为自己比这些受援国本身更了解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参与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合作，我相信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诠释，就是佐科总统不久前出席东盟—欧盟峰会时发表的讲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谢谢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会采取更多方式继续跟大家交流。最后祝大家新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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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见面会后，陆慷大使接受《讯报》专访，实录如下：
《讯报》记者：11月26日，中国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执政党民进党大败，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因此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身份，公开道歉。台湾人民用选票表民意，蔡英文领导下的民进党早已是民心所背。此次选举，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是否近在眼前？大使先生，您怎么看？
陆慷大使：两岸之间的事，说到底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也非常关心在台湾岛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应当说你刚才提到的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结果证明了一点，就是任何违背历史大势、违反民意的政策肯定是行不通的。我想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是一定要实现的，也一定能够实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讯报》记者：大使先生，在您到任后您所看到的印尼是怎么样的呢？印尼有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拥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无论在劳动密集产业还是在盛起的数字化转型，印尼潜力无限。基于此，中国与印尼未来的合作将会朝什么方向以及如何继续深化呢？
陆慷大使：我到印尼工作已经10个月了，在这10个月时间里走了不少地方，与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都有很多接触。这些接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印尼不仅仅是你刚才所描述的一个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它还是一个充满着潜力和活力国家。印尼劳动力人口非常年轻，现在国家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阶段，从上到下我都能看出印尼各界致力于国家振兴的努力劲头。不光在基础设施建设、传统资源产业化开发这些方面，从印尼政府所提出的绿色能源转型、数字化经济发展等政策也能够看出，印尼已经瞄准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地带。
中国和印尼有很强的合作潜力，也已经开展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合作。中国自身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经历过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阶段，所以我们对印尼现在的发展需求有更好的理解。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投资者愿意到印尼来寻找发展机会，这也为中印尼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更强劲的势头。
《讯报》记者：中国和印尼的经历相似吗？
陆慷大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国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是新兴经济体。一方面我们的发展需求是有共同之处的。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坦率地说，当前全球治理架构中还是有一些对发展中国家不太公平的安排，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和印尼能够在很多国际场合相互支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互相支持。
《讯报》记者：此次G20峰会圆满结束了，您是如何评价印尼此次G20峰会？是否正如口号所称，这次峰会为共同复苏，强劲复苏奠定了有利基础？
陆慷大使：我已经向我的印尼朋友、包括政府高官在内的印尼各界表示了热烈祝贺。印尼这次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特别要放在今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下来看。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全球疫后经济复苏乏力，还没有出现一个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势头。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干扰，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些有实力的大国，他们的宏观政策已经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外溢效应，这些都给中国和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佐科总统自己所说，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届G20峰会。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能够在这么复杂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就，特别是能够在最后的巴厘岛峰会上达成巴厘岛峰会宣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仍然有意愿坐在一块，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所以真的是值得向印尼表示祝贺。
明年印尼还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也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平台。我们已经向印尼的同事们表示，中国会继续支持印尼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工作。
《讯报》记者：新冠疫情2020年暴发后，中国限制了签证的签发。很多热爱中国的印尼华人都希望了解是否能去中国，有没有绿卡，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祖籍国去生活。
陆慷大使：疫情暴发以来，确实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也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入境管控措施。这个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大家对病毒的了解还不够，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目标就是把人民生命损失降到最低。事实上随着形势变化，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对防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其中就包括考虑到广大的海外华人同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特别是很多人的家人还在中国，有客观的人道主义需求，从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已经对确实有人道主义需求的几类的人群，包括海外的华人作出了特殊安排。
《讯报》记者：当前中国的疫情情况如何？是不是病例很多？好像很多人都“中招”了。
陆慷大使：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是对社会效益和公平的平衡把握。疫情暴发之初，大家对病毒不了解，而且当时的原始毒株致死率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控措施，目标就是把对生命的损失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认同，经济损失将来是可以弥补的，但是人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法挽回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们仍然为采取过严格的措施，保障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命安全感到自豪。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家对病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在病毒的毒性、特别是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此时，我们一方面拥有了更好手段来处理重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兼顾疫情管控措施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成本。在确保人民生命至上的这个基本前提下，我们现在的公共政策要同时把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我觉得这完全是合理的。
